图象来历，Golden Scene

香港记载片《给十九岁的我》因拍摄伦理风浪激发庞大争议，延续占有谈吐核心，风浪事务裸露了权利差别等和伦理题目，启迪也不测地成为港人在以后政治空气下的香港感情投射。BBC中文拜候多名记载片导演及学者，记载梳理出五个惹人思虑的撤映题目。

《给十九岁的风浪我》由香港72岁的着名导演张婉婷执导，受其母校、启迪老牌名校精华女黉舍（Ying Wa Girls' School）拜托拍摄，香港原意是记载记实校舍迁址的变更，为重建任务筹款，撤映厥后演化成一部以该校六名千禧年月诞生、风浪背景各别的启迪女先生为主轴的人物记载片。

该片建造用时十年，追踪拍摄六人从中学到大学的生长进程，时辰上高出2012年“反国教”（否决公民教导）请愿、2014年“雨伞勾当”、2019年“反送中”勾当等多场社会勾当，正面记实了香港曩昔十年的时期剧变。团队耗时三年剪接，把30万小时的影片素材辑成136分钟的片子版。

该片最早在2021年底于校友圈子外部放映，2022年停止多场包场放映及优先场，票房跨越700万港元，好评如潮，更取得香港片子攻讦学会的最好片子奖。张婉婷受访时指看到“不少影评都反应正面”，以为对片中女生不组成风险，决议将影片公映，2月2日在全港各大院线上画。

转机点产生在本年1月底，前记者吴芷宁在交际平台颁发观后感指该片“都雅但有点不舒畅”，质疑导演太强势并有剥削先生之嫌，激发大众存眷当事人权利。2月4日，片中配角阿聆、阿佘连续在《明周文明》颁发“万言书”及受访，控告校方和片方不尊敬先生私隐，在拍摄及公映题目上对她们停止误导和施压，求全谴责导演为了拍戏“将你的欢愉修建在我的疾苦下面”。

事务震动全香港，此前的分歧好评刹时转为对建造单元翻江倒海的抨击，精华女黉舍校长和张婉婷随即公然报歉，2月6日起停息公映。事务更回升至社会大众事务，港府官方机构包含私隐专员公署和教导局均到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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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记载片伦理与权利干系

“每小我都请求删这段、删那段的话，记载片便剪不成”——这是导演张婉婷谢绝六位配角看定剪（final cut）的来由。直到《给十九岁的我》在校内勾当放映，先生才在大银幕上初次傍观。女生阿聆在自白中流露，她傍观后感情不稳请求医，大夫诊断以她的状况来看，片子不合适公映，但导演对峙把影片送往电检公映。

记载片导演、香港浸会大学片子学院高等讲师应亮接管BBC中文拜候时婉言，张婉婷的做法违背操守，人物记载片的行规是放映前必须给配角看，如被拍者请求删剪片断，导演要就地做许诺；若对方请求不放映，则两边可协商。“若是你很舍不得你的片，你能够问她能否不做贸易放映，只做片子节，或只在外埠放，这些都能够谈。若是他百分之一百不甘心，那就真的不能放，这条底线很清晰。”

他以为《给十九岁的我》是人物记载片的“典范失利案例”，操纵上犯下初级毛病，反应导演缺少自发，没熟悉到被拍者是共同执导（co-direct）。“比方被拍者会打德律风给导演说几天以后有事情产生，你来拍吧——那实在他也是导演跟编剧。作品不全然属于导演，而是一种协作，拍摄者必须熟悉到：你是导演不到别人的糊口的，你只是插手了你的概念、态度，和你的专业给你的敏感、布局手艺才能罢了，若是不别人的糊口，你底子实现不了你的创作。”

研讨拍照伦理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布学院传授郭力昕说，记载片品德一向是辣手的题目，由因而用别人的实在去停止创作，两边干系并差别等——不可是采访、受访的差别等，也是一个懂影象、一个不懂影象的差别等，“被拍者不一定懂得影象的意思如何被出产出来，能够连自身如何受伤都不晓得”。

他说，在权利差异的情况下，只能够依靠导演的品德和良知把关，但很难操纵。“明天一个导演意图和睦，但愿藉着几小我物给泛博观众开导和检讨，可是他能够要跟那些在剥削题材、传播鼓吹要给社会甚么讯息的人合作市场和观众，而那些人又很辣——在弄一些很是煽情的工具，你就能够下降你的底线，品德的底线愈来愈松——以是给受访者看过、有他的赞成权就更主要了，法令是品德的最低门坎。”

2. “赞成”只是法令题目吗？

香港法令不肖像权，片中配角揭穿校方昔时称拍摄目标是建造DVD供筹款用处，在她们就读中一、年仅12岁时请求家长签下赞成书。该文件只要半页，许可导演拍摄先生在校表里情况，摄录队有相对创作及剪接自立权，版权属精华女黉舍统统，赞成校方用作出书、放映、播送、公然揭示或散发之用处。

在片中，张婉婷不粉饰一些女生谢绝拍摄的镜头，乃至用旁白指她们拒拍是由于踏入“叛逆期”。有配角过后流露，建造团队以赞成书具法令效率为由施压，有同窗由中一哭诉至中五才获准插手打算，先生都自嘲是签了“卖身契”。

研讨传媒法令的香港大学中国法研讨中间拜候学者甄美玲向BBC中文指出，合约（contract）在法令上是指两边均有价格（consideration），即款项或好处的互换，但女生到场拍摄并无报酬，是以赞成书并不是合约，她们有权随时插手，若导演违背先生自愿延续拍摄，是加害私隐的行动，加上该片在校内放映后转战片子节及贸易公映，已背叛最后拍摄目标，“一件事的赞成，不能搬到另外一个用处上”。

配角之一阿佘攻讦拍照师像“狗仔队”一样偷拍她在校外抽烟一幕，“你想拍我抽烟，有良多多少机遇拍，不须要如许偷偷地在劈面街zoom-in（用变焦镜头使风景缩小或将风景推近）来影我”。另外一名女生阿聆则表现，校方和导演施压公映时，指她成年后仍有延续到场拍摄是给了“默許赞成”（silent consent），具法令束缚力。

这些细节都激发社会对“赞成”的争议。法令学者甄美玲指香港的私隐法规掉队，未能跟上东方的规范及新世代的概念。“此刻矇混过关的赞成是不行的，不能够从他的行动去表现（imply）有赞成，必须有昭示赞成（explicit consent）。”

研讨妇女议题的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副传授郑诗灵则说，赞成并非一次性、永久有用，而是一个延续的进程（continuous consent），国际社会最近几年在性别议题上很是夸大此概念。“我常常举这个例子：之前政教合一，在宗教角度赞成告终婚便是永久赞成性行动，良多国度到了近二、三十年才承认婚内强奸（marital rape）这件事，每次都要两边赞成，不然便是性暴力。一样事理，女生们在中临时赞成拍片，这十年变更那末大，拍摄目标也差别了，开初赞成不即是永久赞成。”

她续说，赞成也要看权利布局，比方韩国重男轻女严峻，处于弱势的女性较难对性骚扰、性暴力等说不。而在黉舍，师生干系差别等，先生也很能够会碍于压力不敢明白谢绝。“关怀先生的教员会感觉‘我为你好’，但你要熟悉到自身的权利地位，确保有给空间他们做挑选。对着先生时，有不尊敬大师是同等的？这是定剪之前就应当做的。”

结合国《儿童权利条约》指出，每一个儿童都是自力个别，要尊敬他们抒发定见的权利，并应按照他们的春秋和成熟程度赐与应有的对待。

意大利记载片导演、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助理传授影波（Alberto Gerosa）说，他的惯常做法是别离收罗家长和小孩的赞成。“青少年在家里表现出一套，在里面则完整差别，就构成了这类情况：统一个家庭的两个成员能够都想对他们的履历有差别概念，而常常是彼此抵触的概念。若是怙恃赞成，但孩子差别意，我就会把片子的重点放在怙恃身上，或爽性换一个家庭。”

他还指出，“赞成”的重点在于被拍者摄后是不是有权转变主意，但这并非法令题目，而是品德题目。“品德上的谜底才显现出建造人的优次斟酌：仅仅由于咱们拿到受权书，并不代表要利用这些资料。未经赞成暴光别人的私糊口，便是猥亵（obscene）的做法。”

3. 人主要仍是作品主要？

《给十九岁的我》配角之一、饱受感情搅扰的阿聆在校内首映至今一年以来，不时问校方和导演这个题目：是先生主要仍是作品主要？

有关争议引出其余受益者发声，14年前曾拍摄记载片《KJ音乐人生》的香港音乐家黄家正在交际平台发长文，重提11至17岁时代被拍摄的内幕，指那时父子干系严重，曾屡次请求导演张经纬不要公然相干片断，但导演不理睬，乃至不耐心地跟他说：“你估我此刻很闲跟你耗吗？我感觉你跟你老窦的干系，也是时辰应当有个告终吧。”

昔时张经纬凭记载片一鸣惊人，获颁新晋导演奖，其作品是香港金像奖史上首部获提名的记载片，也是台湾金马奖史上获奖最多的记载片。但被拍摄的黄家正在记载单方面世后的此中三年，“全部屋企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”，一度没法延续学业，曩昔14年也受尽熬煎，他攻讦导演“不惜统统就义了我明白抒发的自愿，想自身的作品每一个位也剪辑到贰心目中的最好”。

台湾学者郭力昕指出，天下各地都有导演打着“有社会意思”的灯号拍记载片，但实在在“剥削和冲犯当事人”，傍边不乏喝采叫座的作品，包含2004年上映、台湾导演吴乙峰执导的记载片《性命》，该片以1999年的“九二一大地动”为主题，在片子院场场爆满，票房破万万，连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都在“双十”国庆日致词时都提到该片。不过郭力昕以为影片有伦理题目，此中一名落空挚亲的女配角想他杀时，导演不耐心地履历她，指责她灾后一年还不能抖擞，“态度很高傲，是一部想着自身的记载片”。

另外一部布满争议的是1998年由台湾导演吴耀东拍摄的《在高速公路下游泳》，记实了其学弟、患爱滋病和躁郁症的男同道辜国瑭，该片粗鲁地揭示权利干系，导演因辜国塘不想共同“脚本”而对这个伴侣感应愤慨，为了“抨击”，在感情愤慨下实现剪接。吴耀东终究获奖，但辜及其家人在记载片放映后很是疾苦。20年后，导演带着反悔之心再找辜国瑭拍成《Goodnight & Goodbye》，郭力昕如斯描写该片：“布满了粗鲁，他只是在想着自身的片子，但又说自身要赎罪，他剥削了他的同窗，也剥削了自身。”

意大利导演影波夸大，创作者有幸能记实别人的故事，就要把被拍者的庄严放在首位，高于其余统统斟酌。他以德国导演韦纳·荷索（Werner Herzog）拍摄的记载片《熊人》（Grizzly Man）为例，该片配角蒂莫西·崔德威尔（Timothy Treadwell）每年都到阿拉斯加的灰熊掩护区靠近灰熊，如是者13年后被灰熊所杀，导演剪走了配角被自身所爱的灰熊活活吃掉时最骇人的片断，为当事人留有面子。“导演把握着话语权，能够为了片子都雅而用观的体例揭示人物，固然也能够挑选不如许做。当事人的庄严是崇高的，是不容会商的。”

他分享小我履历时说，他在2016年乌克兰战斗时代曾到本地到场记载片建造，跨越10TB的拍摄素材记实了本地先生在三年之间，从激进民族主义份子到自愿参军，厥后在战斗中受伤，返来后从头顺应布衣糊口的进程。“影片切磋民族主义和战斗之间的干系，公然配角的脸能够会使他们的家人堕入风险，由于他们住在乌东地域。咱们终究决议撤回这部片子，至今还不刊行。他们的宁静比咱们的艺术野心更主要。让我再做一次决议，我仍是会如许做。”

在《给十九岁的我》闹出风浪后，导演张婉婷随即上电台受访，向受影响女生报歉，“你高兴点嘛，咱们此刻不做啦”。精华女黉舍前校长李石玉如发申明指，很是正视片中显现的每一个先生，对激发先生的坚苦深感抱歉，该校办学小我中华基督教会担任人王家辉也公然标明：“人是比片子加倍主要。”

4. 记载片=实在？

良多人攻讦《给十九岁的我》时，与一样是记实现实的动静片等量齐观。这触及记载片的性子与目标，在差别情况下，小我私隐与公家知情权有差别的优先顺序。

以动静为例，传媒法令学者甄美玲上世纪八、九十年月在曾在香港电台及无线电视任职记者，担任《铿锵集》和《礼拜二档案》等半小时动静专题（long form或news documentary），目标是监视公权利或切磋大众议题，她说为了保证公家好处及编辑自立，历来不会请求受访者签赞成书或看定剪。

《给十九岁的我》则属人物类的创意型记载片（creative documentary），不公家好处，是用怪异视角关怀人道。记载片导演应亮说：“比方一样拍一此中国维权人士，动静集聚焦在他的大众成分，但创意型的人物记载片能够是拍他作为父亲有良多遗憾，而不在于他如何维权。深切到人道层面和私糊口，良多灰色地带和隐衷的工具都有机遇被显现，当事人实在真的有话语权。”

另外一个迷思是导演的到场——《给十九岁的我》备受诟病的此中一点是张婉婷在采访时的引诱性题目，和旁白插手大批客观定见，私行帮女生改又名如“香港蜜斯”，又指有些女生“出兵”、“思疑援交”等。有配角过后廓清有关描写不实，攻讦导演太“多嘴”。张婉婷受访时坦言这是决心的支配，但愿插手小我攻讦和角度，而不是做只能察看和记实的“墙上苍蝇”（the fly on the wall）。

对此，导演应亮夸大创作型记载片不是动静，不必客观。“记载片一定有态度，不必不偏不倚，片子作为艺术是不一定的规范的。” 像美国闻名记载片导演迈克尔·摩尔（Michael Moore），拍摄《华氏911》、《美国黐Gun档案》（Bowling for Columbine，或译《科伦拜恩校园事务》、《科伦拜恩的保龄》）等多部作品，都带有激烈的客观熟悉。

1926年最早呈现“记载片”这个词，随后英国记载片教父约翰·格里森（John Grierson）下了这个界说：“对‘实在’的缔造性处置（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）”。但记载片界一向对“实在”有差别概念，以美国的梅索兄弟（Albert & David Maysles）与怀斯曼（Frederick Wiseman）为代表的导演，主意沉着察看，对峙不到场、不指导、不攻讦，以傍观的体例记实，来“再现”实在；另外一类以格里尔森、维尔托夫（Dziga Vertov）和伊文思（Joris Ivens）为代表的导演，则经由过程拍摄者的到场式记实，来“再造”实在。

意大利导演影波对BBC中文指出，“记载片是实在”自身便是个神话，片中被以为的“实在”只是写实主义的气概挑选，不同等客观。“子虚的客观性假装，是为糟的电视节目或动静记者筹办的。记载片作品都写明由谁导演，已充实申明了它并不客观，建造上每一个缔造性的决议都是为了抒发导演的客观概念，而导演终究也要对其担任。在此角度下，导演的到场程度越高越好。”

记载片不时突破传统，此刻有剧情式记载片（docudrama），插手虚拟、重演、动画等元素，“实在”与虚拟的界限愈来愈恍惚。台湾学者郭力昕说，影象、实在、权利之间的干系是永久议题。“影象跟实在不一定干系，偶然辰影象乃至是更好的棍骗，弃取之间就决议了实在是如何被建构起来，而建构者就把握话语权。”

5. 社会空气下的感情投射？

《给十九岁的我》争议发酵跨越一周，从先生与导演、黉舍之间的左券抵触，晋升到普遍的社会会商，乃至变为感情化的声讨。有网民骂张婉婷出售先生，把片名改作《恰十九歲的你》，恰在广东话指欺侮。黄秋生、张坚庭、陶杰等名流在交际平台保护张婉婷，都被网民围攻。

记载片导演应亮坦言：“香港这几年不谈吐自在，好不轻易有一个议题能够会商，大师就冒死去骂。这也折射了片子以外的全体情况。”

香港社会政策及大众行政学者钟剑华指出，网上谈吐议论澎湃有局部是2019年“反送中”勾当后的一个感情出口，近期法庭审理香港国安法最大案件——“47人案”备受触目，但政治话题在《香港国安法》实行后的高压空气下不能会商，因而统统核心转移到记载片风浪，加上触及的女生在不甘心下自愿拍摄和放映，挑动了良多香港人的心思和感情投射，大师都为先生抱打不平，“这类成人天下与年青人天下、强权与弱势、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抵触，良多人能代入”。

导演和校方回应事务时不时反复“为你好”、“用爱浸死你”、“要戴德”、“为大局着想”、“不要孤负别人的支出”等阐述，这类高姿势的家长式威权口气导致负评。钟剑华说：“我信任张婉婷和校长的初志都是一番美意，但他们表述上套入了势力的思惟套路，使人恶感，以是成为被针对的工具。”

不少人在交际平台分享肄业时的遭受，昔时在激进的代价观下如何被“感情讹诈”或压制自我，也有大批网民赞美片中配角顶住压力英勇发声。

香港中文大学文明及宗教研讨学系讲师李薇婷阐发指，港人履历过社会勾当的浸礼，对权利、自立、法式公理很有熟悉，不会再唾面自干，她说此刻有一股暗涌正在积累，但愿转变教导和文明空气。“之前是用大师的好处，去打消一小我的伤心，咱们看到近几年起头有一种小我醒觉，会关怀感情安康和小我感触感染。咱们不再被逼接管强加于咱们的‘为你好’，而是能够反诘：若是我不喜好你‘为我好’的体例呢？”

回到片子自身，《给十九岁的我》入围香港片子金像奬最好剪接、导演及片子三项提名，校方已颁布发表会退选最好片子，惟与张婉婷一起提名“最好导演”的郭伟伦已标明会延续接管提名，张婉婷则表现尊敬及共同郭的决议，但不会列席颁奖礼，象征着该片仍会比赛两项奖项，届时能够再激发争议。

导演应亮指香港不记载片财产，金像奖也不最好记载片的奖项，固然曩昔十年经由过程讲授和受社会勾当开导，培养了不少优异的新一代记载片导演，但老一代片子人和观众仍不颠末充足的筹办。“张婉婷固然是闻名导演，但拍记载片是第一次，她不阿谁熟悉，仍是在用剧情片的体例做记载片。这很遗憾，以是香港缺少这局部的文明吧。”

他说最近几年香港多了记载片作品，惋惜由于政治检查没法在港放映，他担忧此次事务构成一个大大的负面呆板印象，风险原来就很是弱势的本地记载片任务者，影响往后拍摄、建造和刊行。

台湾记载片财产比香港成熟很多，贸易院线城市放映很小众的记载片，学者郭力昕以为此次《给十九岁的我》激发的争议在香港构成大众会商是好的起头。“素养的成立要从傍观起头，甚么都要看，不是说有毒就避开，大师多会商、争辩，才会晋升社会对记载片的识读才能与文明程度。”